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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汪派对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敌的方针十分不满。在国民党内部团结抗日外表下，潜伏着抗日与降日两大分歧，新的矛盾必将在抗日战争中爆发。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南京政府最终下定决心，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同时他也想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陈公博以专使身份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正当陈公博在欧洲开展外交活动之时，日本向蒋提出了“议和条件”。一九三八年一月，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蒋介石对日本的条件心存顾虑，没有接受。但汪精卫、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却秘密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签订卖国条约。这一时期，陈公博虽对中日战争也抱极度悲观情绪，但还没有参与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汪告诉陈公博：准备离重庆，直接与日议和，陈公博大吃一惊，与汪争论很久。不到一月，汪再次告诉陈公博：“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此时，汪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汪降日已成定局。
陈公博怀着极其矛盾和苦闷的心情在“走”与“不走”之间选择。考虑再三，汪派小集团的私利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他不能忍受与汪关系中断带来的痛苦和自己在蒋政府中处于受人歧视的难堪境地。他决定随汪离开重庆。
一九四零年三月，陈公博到达南京，担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长及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等职。三月三十日，汪伪政权“还都”南京，他以伪立法院长身份发表广播讲话说，他们“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热的人民的”，跟着他们，“不但可以建设新的近代的中华民国，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同年五月，陈公博访问日本，希望日本对“国－民政－府”大力协助，调整汪日邦交。经过多次会谈，日本表示：对于汪政府的承认，大致放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签字之时。同年11月，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条约。
陈公博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并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为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一九四零年十月，伪上海特别市市长被刺杀，陈公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同时还兼任各种高级职务，如“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
一九四四年三月，汪精卫因病赴日治疗。根据汪的提议，决定在汪治病期间，由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伪最高国防会议、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等，也都由陈公博主持。同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一命呜呼。陈公博继承汪精卫身前之职，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一九四五年一月，陈公博开始“重整党务”。因为汪伪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已形同虚设，很少有人专人负责。八月，正当陈公博要召开会议之时，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抗战胜利，普天同庆，但陈公博之流的大小汉奸深感末日来临，慌作一团。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紧急会议，在慌乱中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汪伪政权解散后，陈公博亡命日本，但不久在全国人民严惩汉奸的呼声中，陈被押解回国。一九四六年三月，陈公博等被押至江苏高等法院受审，尽管陈公博百般狡辩，但终究逃脱不了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四月十二日下午四时，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宣判：“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没收。”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汪精卫的继承人、大汉奸、伪南京政府主席陈公博被处决。
但是，就在陈公博的死刑即将要执行的时候的，却在当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就是黑茶山空难，这个张心一心想避免的时间，即便是没有发生皖南事变，也没有保住叶挺的性命。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山城重庆，空气凝重地笼罩在雾都的机场。一架美国C47型运输飞机，正载着十三位乘客腾空而起，向着陕北延安驶去。可是，当飞机飞抵延安上空时没有降落，却折而向东飞去，直飞过黄河，在山西兴县的黑茶山，撞在了山崖上，留下了一场旷世的空难。
延安，毛主席等许多军政首脑都来到机场迎接，然而在听到飞机到来的隆隆声后，飞机却又消失了。毛主席焦急万分。三天后，却从晋绥边区传来了不幸的消息
四月八日，参加政协综合小组会和“宪草会议”的代表王若飞、博古（秦邦宪）和新四军军长叶挺，赴延安参加中央整军会议。王、博在重庆的谈判中舌战群士，为争取国共谈判据理力争，使蒋介石……下午一时，中共中央领导毛主席、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高级将领也来到东关机场等候。秦邦宪的爱人张越霞也带着侄儿来到机场。当时，山雾沉沉，毛毛细雨淅淅沥沥。
人们翘望天空，急切地等待着，但一直不见飞机的踪影。直到二时许，空中传来了隐隐约约的隆隆飞机声，欢迎的人们脸上立时泛起了欣慰的笑容。可是，天空的隆隆声响，却又自近而远渐渐消失了。疑惑、焦虑与不安，笼罩着机场上每个人的心，但人们还是怀着希望，等候在蒙蒙细雨中，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才慢慢散去。
毛主席主席回到王家坪，在他的办公室内踱来踱去，不时地从窗户向外凝视着，雾岭云空，朱德总司令迈着沉重的脚步，也来到毛主席主席身边，他们一起分析、估计着种种可能。并向西安发电报询问，五时许，得到了西安方面回复，该机未曾返航。
十一日，不幸消息传到了延安。原来，八日午后，就在飞机从西安起飞已进入延安上空的时候，却偏又迷失方向，结果飞离延安上空，而向东飞行，跨过黄河，于晋西北兴县四区黑茶山上撞山坠毁，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叶挺等同志及同机人员全部遇难。
在晋绥边区政府所在地山西兴县，几个老乡上山砍柴，确发现了一架烧毁的飞机。同时，捡到了机身撞裂时飞溅出来的遗物，他们马上将情况报告中共晋绥分局。
此地名曰黑茶山，由兴县四区所辖。这里山高林深、周围30里内荒无人烟。
附近老乡八日午后曾闻机声，本来老百姓因少见飞机，听到这声音会出来观望的，但因当日天阴有雨，人们知道飞机会钻入云中，所以也就没有人来看。
第二天，雨停风住，老乡上山打柴，当他们爬到山坡上时，却发现那里的一架已经烧的残破的飞机，还有许多已经烧的面目全非的尸体，老乡们见状有些惊恐，又在周围搜寻了一下，捡到了一些文件报纸等物。飞机失事终归是大事，于是，第二日赶到四区政府去报告。
该区区委负责人得到这一消息，此事非同小可，当即派出人员前往出事地点再次搜寻，又捡到部分遗物，同时还捡到两枚印章，几经辨认，才有识字者认出那印章上的文字分别是“博古之印”与“黄齐生印”。黄齐生是谁？他们不知，但似曾听说博古是中共中央的首长，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不敢怠慢，于是，连夜把情况写明派人送到蔡家崖，赶至中共晋绥分局报告。中共晋绥分局秘书长龚子荣接到这一消息，马上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一边汇报给分局书记李井泉，一边又拟电报稿发往延安，同时马上组织人员，再次赶到出事地点处理有关事宜。
早就应该到了，延安仍然没有见到飞机。身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同样十分焦急，他坐在椅子里一声不响，默默地等待着。办事处的同志们每走进来，他便急切地望去，想得到一点消息。然而，又那里能得到？
“可能天气不好，没能到了延安，在别传的地方迫降了。”身旁的工作人员小声地解释。
同志们都不肯放弃的希望，就是天气不好而改变了航线或临时换了降落机场。这也是唯一的希望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飞机如果还在飞行，早已没油了，不可能还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他机场，现在也早该联系上了。人们都意识到出事了，但是谁都不说，大家又不肯放弃那迫降野外的唯一的可能性……
等呀，等呀，飞机失事的电报终于来了
周恩来接到电报时，两道浓眉猛地抽缩聚拢，仿佛一阵锥心的痛楚窒住了他的呼吸，脸色在刹那间变得煞白。他的目光在秘书脸孔上停滞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转向电报纸时，显得犹疑而艰难。周恩来的目光刚触及电文，便颤栗了一下，那些铅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样携着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他的手开始抖动，嘴角哆嗦着，目光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朦胧，渐渐地，眼角开始闪烁。他突然把头仰起来，眼皮微合。身旁的人们明白，他想抑制住泪水，可是，眼角那颗闪烁的泪珠越凝越大，仿佛是从心头一点一点绞出来的，终于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无言的痛楚是最大的痛楚。于是，大家都垂下头，默默地跟着流泪。就这样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人忍不住哭出声来，大家也都失声痛哭起来。
周恩来终于也跟着哭出了声。
空难发生后，中央决定将烈士遗体从黑茶山运往岚县机场，再转运延安。在黑茶山到岚县机场的运灵过程中，沿途千部群众纷纷祭奠并争相抬运烈士灵柩
乘坐这架飞机的是些什么人呢？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秦邦宪，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新四军军长叶挺，叶挺的夫人李秀文及女儿叶扬眉、儿子阿九，王若飞的二舅、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黄先生的孙子黄晓庄，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以及随员魏万吉、赵登俊、高琼。还有美国飞行员兰奇上尉，瓦伊斯、迈欧、马尔三位上士。
本来，那天原定刚刚出狱的廖承志与夫人也乘此机赴延安。临行前，由于有紧急任务，周恩来让廖承志改道赴粤，商谈东江纵队北撤事宜而取消了此行。这样廖承志夫妇改路南行，由此空出的两个名额，就补上了黄齐生老先生和他的孙子。
根据晋绥分局的安排，兴县行署立即派人将遇难者遗体，运至岚县东村镇前庄大庙里。晋绥军区卫生部还派出了国际第六和平医院外科医生董炳坤等，认真地对全部遇难人员的遗体进行了矫形手术，经过五个昼夜的努力，完成了包扎矫形任务。
空难发生后，中央决定将烈士遗体从黑茶山运往岚县机场，再转运延安。在黑茶山到岚县机场的运灵过程中，沿途的群众纷纷祭奠并争相抬运烈士灵柩，以报答这些帮助穷人翻身的救命恩人。他们感慨地说：“和平停战，就是这些恩人给老百姓办的好事。”然而，他们却不幸遇难，灵柩过处，千百群众跪伏道上，拦路吊祭，扶棺痛哭，深致哀悼。
四月十三日，灵柩经过贺家湾时，已是深夜十一时了，运灵的人们却遇到一位老婆婆，只见她偕同两个小女孩提着酒捧着供品，在寒风中伫立街头等待祭奠，为了等待烈士亡灵，她们一家已经在此等候一个时辰。一百五十多里且崎岖难走的山路，运送十七位殉难者的灵柩，仅用二十个小时，沿村参加抬棺的群众达千余人。
由于空运飞机不合适，烈士遗体需要在岚县停放两天，天气已经快到谷雨，气候已渐转暖，遗体已经明放五天，怕有变腐的危险，岚县县委专门开会研究如何采用药物保护烈士遗体。广大群众也积极献计献策，并组织几百人从五十多里外的白龙山顶上搬运来尚未消融的冰块，放在烈士遗体的四周，同时们群众还用扬场用的扇车昼夜不停地扇风，减缓冰块的融化。药物与这些办法相配合，确保了烈士遗体完好。
四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岚县机场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之后运往延安。十九日，延安各界三万多人又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当时，送灵的群众列队长达二千步，朱德、刘少奇同志等中共中央负责人亲随执绋。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林伯渠、李鼎铭轮流为每一烈士奠土，葬仪极尽哀荣。
周总理说：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己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飞机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了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
根据飞机出事现场的调查和向当地各方面群众的询问，在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曾作了以下分析：第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上失事的，不是在空中爆炸而坠毁，因为黑茶山侧峰巨石上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撞山后才爆炸和起火的。第二，从四月八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驾驶人员可能是在这种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看不清山川地貌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些，也不会撞在巨石上了。第三……第四，这架飞机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竟飞到东北方向来了，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来了呢？其中原因我们至今都不清楚，也无法分析。后来听谭局长讲，在遗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带有飞虎臂章的飞行员。这些一直在我内心存疑。
根据这一切事实的分析，明显感到事情发生的有所突然。现已在广州军区离休的叶正大将军，凭他多年对导航系统的研究与周恩来的分析，作出了这样的判断：“第一，飞机从重庆出发到西安稍事加油后北飞延安，这中间有人登机检查，直到距延安三十公里甘泉地区，一切飞行和地面无线电联系都正常。隆隆的飞机声延安机场都可以听见了。正在准备着陆之前，国民党特务做的手脚起作用了，使飞机不飞向延安，而‘竟飞到东北方向，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第二，当时延安在下小雨，黑茶山却是山上下雪，山下下雨。就是说，黑茶山的天气比延安的天气更不好，黑茶山只有两千多公尺高，而飞机是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的……才爆炸起火的……如果再飞的高一点，也不会撞在巨石上了’。飞机可以飞六千多公尺高，却在两千多公尺高度撞山，显然是国民党特务利用检查飞机时，在高度仪与罗盘上做了手脚，飞机的高度表和罗盘失灵了。第三，在遗物中有一份关于迷失方向的电报稿，这就是说，当时飞机已意识到迷航，地面指挥也知道了飞机迷航。根据这…分析，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国民党特务在西安飞机稍停加油时将简单的定时破坏装置装到了飞机的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上，飞机飞向延安到达甘泉地区后，磁罗盘和高度表同时失灵，致使飞机迷失了航向的高度。”
对于这场灾祸，有后人曾质疑，是天灾？还是人祸？是自然原因还是人为的破坏？根据大量调查最终确认为不属于后者。但又有人提出，这场灾祸是不是可以避免呢？这就得从气象角度分析，我们认为无法避免。一是由于当时国内的战乱，全国的气象观测站点很少，机组人员无法掌握和了解当时的天气状况；二是由于当时解放区的经济条件所限，延安虽然有了气象观测站，但是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局部的观测，远远不能满足飞行的需要，更由于当时的通讯条件所限，飞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地面无法指挥空中机组人员向气象条件较好的方向飞行。另外，从山西吕梁山区五十多年来的气象记录总结得出，在四月份由于受地形和大气环流的影响，此时正是少雨、多雾、多风沙的特殊气候变化时期，此时的气象条件对飞行极为不利，当时附近又没有备用机场和备用航道，在大雾弥漫中与地面失去联系，仅靠外国飞行人员盲目飞行，后果可想而知。由于黑茶山酿成的千古大祸，这座高大而荒凉的无名山从此扬名。国家出版的地图不仅特别地标出了它的名字，而且标出了它的高度，以示纪念。解放后，黑茶山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建起了“四八”烈士纪念馆，这座特殊的山成为了激励后人的精神丰碑。
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在唁电里写道，他们的遇难损失巨大，使国家失柱石英才，人民失民主斗士。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毛主席、朱德、刘少奇、林伯渠、贺龙等领导与延安各界三万余人在东关飞机场隆重祭悼“四八”烈士，毛主席题写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全国各地都对“四八”烈士也进行了沉痛的悼念。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