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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九、系马高楼垂柳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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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孙元起给出的最终答案没能让王锡銮完全满意,但全国的法律学堂、法政学堂毕业生毕竟可以通过这一途径,在中央学会会员互选中撕开个小口子,也算是足以告慰同侪了。然而他们也没有高兴太久,司法部就发布部令,规定所有法官均不得加入政党,凡已入党者须立即宣告脱党,未入党者以后也不得挂名党籍。

    这也是民主政体“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但对于热衷竞选的政法系统官员来说,无疑是迎面一拳,直打得头晕眼花:没有政党,还玩什么政治?这回可真的是如同“一群太监上青楼”了!

    不过在王锡銮、熊煜等人的主导下,北京法学会还是在年底恢复了会务活动,并重新编辑出版《法学会杂志》,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其他各地各类学会也纷纷汲取、借鉴北京法学会成立的经验,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向中央学会发起冲击。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各省的会员选举还算平静,即便有什么纠纷矛盾,也都在可控范围之内,让孙元起长松了一口气。不过边疆的局势日益紧张,却又让孙元起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首先是外蒙。

    在民国元年年底的几个月里,政府上下从大总统袁世凯到副总统黎元洪,从内阁总理赵秉钧再到外交总长陆徵祥,几乎都在为外蒙事务忙碌,各地集会声讨、征兵筹饷等动作不断。但孙元起知道咬人的狗不叫,这般大张声势,无非是虚声恫吓而已,他们终究还是秉承袁世凯的指示:只宜镇静交涉,不能轻举妄动。

    外交部秉承这一宗旨,先后与法、美、德等国公使沟通,希望他们政府能出面施压,强迫俄国取消《俄蒙协约》。谁知其他列强不仅没有善心大起,反而从中看出民国政府的软弱可欺,一个个像饿狗似的扑了上来,先是德国对山东提出土地利益要求,其次是日本首相桂太郎照会中国:如果中国答应沙俄在外蒙攫取的特权,那么日本将会在南满、内蒙照办,接着英法也在云南、西藏边境增兵,一副虎视眈眈的模样。

    沙俄受此鼓舞,态度更趋强硬。俄国驻华公使12月14日提出中俄交涉的六项条件,规定中俄在没有签订条约之前,俄国将视蒙古为主权国家;道胜银行在华的一切损失,应由中国政府赔偿。限中国政府在24小时内给予答复,否则即视为默认。态度之嚣张,简直令人发指!

    当然,沙俄的恶行还不止此。

    12月27日,沙俄从海参崴调兵,强占呼兰府(现哈尔滨市呼兰区)。

    1月12日,俄籍间谍佐治野夫代表土登嘉措与外蒙当局私下签订《蒙藏条约》九条,主要内容包括土登嘉措承认蒙古自治权及哲布尊丹巴的独立宣言,外蒙政府也承认西藏的自治权以及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地位,两国政府在此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应该永远互相援助等。

    同日,外蒙伪外交大臣杭达多尔济抵达莫斯科,以答谢俄国政府承认蒙古独立为名,请求沙俄帮助蒙古训练军队、支援枪械等。随后他们获得了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

    1月26日,俄军三百余人经奉天辽原州(现双辽)侵入宾图王府(现辽宁省彰武县)。

    1月27日,库伦蒙军头目丹柏江村率队千余人迫近新疆与外蒙交界布尔干河,并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准备长期驻扎。布尔干河距离迪化(现乌鲁木齐)直线距离不过数百公里,新疆总督杨增新情急之下,赶紧电告袁世凯;也许他知道袁世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在给袁世凯致电的同时也给孙元起发了一封电报,并询问该如何处置。

    孙元起早就对沙俄及外蒙咄咄逼人的态度大为不满,只是一时间找不到插手的借口。闻听消息之后,相对于袁世凯“静观其变”的软趴趴回复,孙元起的态度显得极为强硬,除了当即命令杨增新派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率兵前往查看之外,还对库伦的哲布尊丹巴提出严重警告:如果不在五日之内撤走布尔干河附近的驻军,将会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强烈反击。

    孙元起可不是随便说着玩的!给杨增新回电之后,马上致电驻扎山西大同的陆军第四十七混成旅、驻扎陕西绥德的陕西陆军第二师、驻扎甘肃宁夏的陆军第四十五旅迅速做好战备,随时准备以一半的兵力出师北伐;同时命令杨增新在距离布尔干河不到五百公里的古城修好简易机场,在西安的西北空军第一大队、在兰州的西北空军第一大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而航程较远的侦查飞机已经从甘肃最西段的安西府机场起飞,对布尔干河进行拍照侦查。

    随后,孙元起又在百忙之中抽空到山西大同、陕西西安、甘肃兰州等地视察,特别是检查军队备战情况和军工企业生产研发*况,以此向外蒙和沙俄显示自己不放弃武力解决的顽强决心,希望他们千万不要会错意,一条道走到黑。

    此行视察的重点是位于西安的中国航空技术研究院。

    中国航空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是经世大学飞机研究所,民国元年四月改为现名,并准备搬迁到目前这个位置。这里是秦岭余脉的一个山间盆地,位于西安城南,距离西安城近百公里。虽然距离远,但面积比原来大了许多。陕西军政府动用数千兵力和上万民工,历时半年才解决铺设水泥路面、建筑宿舍厂房、解决饮水电力等诸多问题,于去年年底的时候正式投入使用。

    孙元起在陕西军政府都督赵景行、民政长钱能训等人陪同来到研究院,只见入山之后关卡林立,几乎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至于看不见的那些暗哨那就更不计其数了。见孙元起面露疑惑之色,赵景行急忙介绍道:“为提防有人刺探情报或者故意破坏,故而由陈公洽(陈仪)率陕西陆军第一师第一旅驻扎在此处严加防守。”

    “有效果么?”孙元起问道。

    在后世,歼十五、歼二十、辽宁号刚刚露面的时候,沈阳的沈飞机场、成都的黄天坝机场、大连造船厂外不知有多少爬墙党、卧草党,手握着照相机、DV聚精会神地等待奇迹出现的那一刻。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本国热情的军迷,甚至不少人是从外地特意到此一游的。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各国间谍的踪影,想借机刺探情报。

    由护理陕西巡抚转职为陕西军政府民政长的钱能训此时答道:“怎么没有效果?隔三差五总能抓住几个刺探军情。甚至研究院刚开始动工,就频繁有人过来窥视。”

    “都是哪些人?”孙元起有些好奇。

    “哪儿都有!国内的有北洋军的,也有**党的,还有其他地方势力的。国外也有不少,什么美利坚、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的,只要是列强都有份!其中最多的又是东瀛小日本,平均每抓住两个外国人中,就有一个是日本鬼子,甚至不少中国人都是受日本雇佣的!”钱能训咬牙切齿地答道。

    孙元起摇头叹息道:“狼子野心啊!”

    说话间到了研究院门口,李复几、张贻惠、聂帆、张泽宇等专家学者都在门口恭候。大家都是长久不见,见面自是一番寒暄不提。随后孙元起便一边视察一边询问研究进度,研究院众人都知道当前外蒙紧张局势,也知道孙元起前来视察的主要目的。张泽宇最先忍不住问道:“先生,我们真要和外蒙开战么?”

    孙元起停下脚步:“打恐怕是要打的!如果外蒙当局能够悬崖勒马,取消独立,和中央政府展开和谈,我们自然不会主动和外蒙开战。只是现在哲布尊丹巴等人正做着皇帝的美梦,背后又有沙俄撑腰,要钱给钱,要枪给枪,恐怕不愿意再过以前的苦日子。而且这几个月以来,中央政府表现得又如此软弱,也让他们野心急遽膨胀,变得不可一世起来。

    “不过我觉得打一下也好,和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苦苦哀求来的,而是真刀真枪一条条命换来的!打一下也能让外蒙那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喇嘛王公知道,我们中原虽然暂时陷入低迷,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这样也足以打得他们屁滚尿流。让他们流流血、尝尝厉害,免得他们老自以为天是老大,沙俄是老2,自己就是老三。”

    赵景行道:“就凭现在外蒙的那几把锈刀、几匹瘦马,哪是我们的对手?学生觉得真要和外蒙开战,困难不是在战事本身上,而是在战事之外。对于我们自身来说,问题是后勤补给;对于对手,我们要考虑沙俄对于战事的插手,以及插手有多深。除此而外,我们还要时刻当心来自中央政府的倾轧,被我们在外蒙拼死拼活,袁世凯、宋教仁他们在川陕等地搞风搞雨,背后捅我们刀子。”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