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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6月初，日本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焦点就是增加新的军备扩充计划。
由于之前的几次扩军计划，已经使日本的军费预算占国家财政的40%，到了国家所能承受的极限，已经极大的影响民生，干扰了正常的经济发展。
虽有板垣退助、副岛种臣、后藤象次郎等民权派，认为这是＂杀鸡取卵＂，将耗尽国家元气，但政府也罢，整个社会舆论思潮也罢，都认为战争是唯一的出路，最后是以天皇谕旨的形式强行通过了新的军事预算，使其达到了国家财政预算的一半。
为了填补财政的缺口，日本政府开始疯狂的加税，烟草税、砂糖消费税、遗产税、粮食进口税等许多新税种相继出炉。
日本的报纸杂志也在大肆宣传，让人民＂团结忍耐＂，＂勇敢的承担责任＂，并声称＂一切的苦难在不久之后将得到解脱＂等，疯狂煽动战争氛围。
在经济和舆论的支持下，日本再一次通过海军充实案。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以智利的名义，秘密向英国订购三艘新式战舰。第二次是向法国，而这一次又将是英国。
日本海军卿川村纯义，在面对天皇的质询时，信心百倍表示，只要这三次充实案全部完成，海上力量将对中国形成压倒性优势。
同时陆军的改制和扩张也在加速进行，师团制已接近完成，都按照原先的六个镇台改制而来，再加上一个近卫师团，一共有七个师团。
分别为：
组建于东京地区的第1师团（东京是商业都会，民风不强悍，其兵员多来自西面较贫困的长野县），师团长陆军少将野津道贯，参谋长上野勇作大佐；
组建于仙台地区的第2师团，师团长陆军少将佐久间左马太，参谋长大岛义昌大佐；
组建于名古屋地区的第3师团，师团长陆军少将桂太郎，参谋长小川又次大佐；
组建于大阪地区的第4师团，师团长陆军少将长谷川好道，参谋长福岛安正大佐；
组建于广岛地区的第5师团，师团长陆军少将奥保巩，参谋长田村怡与造大佐；
组建于九州熊本的第6师团，师团长陆军少将谷干城，参谋长寺内正毅大佐；
另外一个专职守卫皇宫的近卫师团（士兵多来自本乡、宇都宫、佐仓、水户等），师团长为陆军中将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参谋长山口素臣大佐。
其中近卫师团编制有：2个步兵旅团，7288人。1个骑兵大队，514人。1个炮兵联队，590人。1个工兵大队，394人。1个辎重兵大队，678人。另有军乐队52人。合计为9516人。
其余6个师团，编制均为：2个步兵旅团，7264人。1个骑兵大队，652人。1个野战炮兵联队，818人。1个工兵大队，520人。1个辎重兵大队，888人。另有军乐队12人。合计为10154人。
一线野战兵力共为70440人，另外由训练有素的退伍官兵组成的预备役，也有7万多人，可战之兵将近15万。少将乃木希典，曾我佑准，黑木为桢等，以及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小松宫彰仁亲王等，将作为预备役的指挥官。
在武器方面，日军制式步枪为村田式非自动步枪，由村田経芳少佐于1880年(明治13年)研制成功，但该枪无论外观、大小和内部结构，几乎完全照搬法国夏斯波步枪。
步枪口径为11mm,发射1871年式毛瑟圆头弹,初速435m/s,表尺射程1300m,全枪长1275mm,枪管长817mm,全枪质量4.06kg,配用十三年式刺刀,刀长710mm,质量0.79kg，单发手动射击。
这款步枪的特点是射程远，弹道稳，精度高，尤其加上刺刀，长度达到两米，白刃战的威力极大。但缺点同样明显，换子弹速度很慢，故障率高，而且维修和维护极不方便，需要拧开螺丝才能取出枪栓。
但不管怎样，这是一款适合日本人身材的步枪。同时也很符合日本武士道战法，能够精确射击，同时要很适合拼刺刀。
在火炮方面，主要使用从德国进口的钢膛青铜炮。
每个师团拥有野战炮24门，山炮12门（近卫师团无山炮），野战部队共有野炮168门，山炮72门。
其中70毫米克虏伯野战炮，最大射程5000米，70毫米克虏伯山炮，最大射程3000米，还有少量80毫米克虏伯野战炮，但是野战师团里缺乏重炮，一方面是缺乏资金，另一方面是军方认为日本拥有大量海岸要塞炮，战时可以调用。
同时设立指挥机构参谋本部，参谋总长由陆军卿兼任，为陆军中将山县有朋，陆军参谋长为少将大山岩，参谋次长为少将川上操六；海军参谋长由海军卿兼任，为海军中将西乡从道，参谋次长为少将桦山资纪。军务局长为儿玉源太郎，谍报局长为明石元二郎。
军队作战和后勤机构也进行了整合。
后勤保障方面设置了“兵站基地”、“积集基地”、“积集主地”、“兵站主地”、“兵站地”、“海运地”的兵站物流系统；同时建立“军夫”体制，专门负责后勤运输，编入正规军内，受制于军法，人数约为15万。
在军事医疗方面，设立了军医部，下属有卫生员、卫生队、野战医院、卫生预备员、卫生预备厂、患者输送部、兵站部附属卫生部员等医疗部门。
......
陆军卿山县有朋表示，＂对支那可操胜券，三个月内结束战斗！＂
在扩军备战的＂武道＂同时，外交的文道也正在进行，日本同时派出了两个代表团，一个由岩仓具视领衔，前往欧洲，将访问英、法、西三国，为日本寻求外交支持；另一个将由外务卿井上馨带领，前往暹罗，商谈结盟事宜。
日本帝国，正在紧锣密鼓的备战，战争的阴云在缓缓飘向朝鲜半岛。
但冷静的伊藤博文也正在做着最后的努力，他坚持认为，除非有必胜的希望，否则绝不能轻易开战，一旦开战，就一定要有打到北京的决心！
而万里之外的北京，丁云桐却在为另一件事头疼，他现在国内外两线作战，敌人可不只是日本一个。此时他正在听取宣传部长陈夔龙的报告，一场莫名的风波正在掀起。
5月23日的晚上，在铁路大动脉的郑州段，发生了一起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
一列火车行驶途中，突然停住了，而后方的火车却不知情，直接撞了上来，两车追尾，导致火车脱轨翻滚，倾覆路边，整个事故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本来就并不算太大的事情，在这个国家死多少人都不叫事，政府部门也没拿这事当个事，涉事路段很快就重新恢复通车，出事车头也早早就地掩埋拉倒。
宣传部开始也没拿这事当事。
第二天的＜寰球时报＞同样做了轻描淡写的报道，死亡人数经过讨论，被决定为35人，并且动用了宣传部统一规定，可以应付一切天灾人祸的新闻通稿：＂地方政府启动了应急预案，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官员正在亲切慰问死伤者家属，群众情绪稳定！事态正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随后，事情开始变味了，许多媒体报纸杂志都在大肆报道，无数知识份子出于各种目的，借机兴风作浪。
他们写诗的写诗，写挽联的写挽联，哀悼的哀悼，点蜡烛的点蜡烛。
尤其是一位年仅二十二岁年轻文人刘光第，在那＜申报＞上发表了一篇十分煽情的文章，＜永不抵达的列车＞，赚足了眼泪，也赚够了销量。
同时，香港的一些外资中文报纸也在推波助澜。
三大中文报，＜中文新报＞、＜华字日报＞、＜循环新报＞都在连篇累牍的分析和评论火车事故，不断揭发各种内幕，比如当地政府如何封锁现场，禁止记者采访，新闻报道一律使用宣传部统一口径，禁止伤亡者家属乱说话，迟迟不公布死亡名单，争分夺秒让尸体＂入土为安＂等等。
5月25日，＜岭南日报＞发表了康有为的文章＜被掩埋的火车，被掩埋的真相＞；同一天严复在＜字林沪报＞也发表了＜真相，是最好的纪念＞，两篇文章同时提到了＂真相＂二字。
这两篇文章影响巨大，不仅仅因为其作者名望颇高，更因其文章挑动起了，知识分子过去思想和言论被管制、被压抑的愤懑情绪，终于借着这个事故，找到了宣泄口。
整个舆论的矛头，渐渐从火车事故转向了国家体制，开始进行无穷无尽的反思。
为什么死的人数是35人？
为什么车头要赶紧掩埋？
为什么不查清原因，就马上通车？
为什么......？
身处北京的丁云桐，一直在严密关注这一切。
这样的舆论环境，可不是丁云桐愿意看到的。人民，是不能让他们反思的，一反思，社会就不能稳定和谐了，思想就不能团结统一了，价值取向就混乱了，发展建设的大好局面就断送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政权的合法性也就动摇了。
丁云桐觉得，必须踩刹车了。